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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领域行为艺术与娱乐化的力量
2013-06-09 10:01:45   来源:南方都市报   点击:

同样,当今世界中,公共表达必然要结合行为艺术的,从赤膊裸体上阵到口罩再到“开房找我”,从这个角度来说,娱乐化是对压抑、严肃、呆板乃至僵化的社会进行解构与松土。

      

 
       自5月8日海南万宁“校长带女生开房”事件起,20天内至少有8起校园内猥亵性侵幼女案被曝光,世人为之共愤。大批网民以各种方式举着“开房找我”的牌子出镜,掀起了“开房找我”的P S热潮。

       事件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有评论认为,这是“把严肃的问题消解成了娱乐行为,其结果不仅不能让人反思伤痛,反而变成了消费伤痛”。其实,这样的评论看似有理,却也充满着道德洁癖意义上的苛责。事实上,在现代社会包括政治领域里,各种方式行为艺术和娱乐化的抗议,已经是一种世界潮流,各种偏见的背后,应该说反映的还是公众对娱乐化以及现代政治与社会抗议的理念的全面了解有所欠缺。

       娱乐背后或充满思想与情怀

       长期以来,中国人似乎一直对娱乐化很抗拒,中国人也可以说是最缺乏娱乐精神的一个族群。历史上,特别是深受传统文化侵染的那些精英分子,总是一副要“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严肃样子,家长式的管理思维充斥社会各个角落,长辈、长官都是容不得反对的,更别提开个玩笑什么的,尊卑有序长幼有别,日常社会生活整体上僵化、缺乏生机活泼,而长期在这种社会氛围之下,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其能歌善舞的能力,基本上已经消失了。

       远的就不说了,就在改革开放之后的这三十多年里,在对待娱乐上,中国也经历过了太多的波折,至今,一些中国人依然习惯不苟言笑,在精神上依然如同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般,千篇一律、规矩呆板,难以接受一个稍显得有些另类的娱乐化举动,总是习惯性地把娱乐当做低级文化乃至低俗。所以,中国当下,社会整体上对娱乐化是持批评态度的,更别提在政治活动之中,引入一些娱乐化因素了。


         很多人在批评娱乐化的时候,往往都会引用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这本小册子了,他在其中说“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他还警告:“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

       确实,在如今这个社会,娱乐化已经以势不可挡的趋势,弥漫到了各个领域。很多人对此感觉失望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从本质上看,娱乐化也代表着肤浅化、庸俗化、感官化。但是如果对波兹曼的说法更深入解读的话,可以发现,其实他真正反对的是因为娱乐没有了思想,缺少公众情怀,他并不是反对娱乐本身。如果这种娱乐背后充满思想与公众情怀呢?我相信,尼尔·波兹曼是不会对其简单地横加指责的。

       对于公共问题以及政治而言,它也并非就只能是一副端庄严肃的面孔呈现,娱乐化其实也是当代政治的一个特点。娱乐化很大程度上就意味着是大众化,现代政治必然要迎合大众,所以政治不应该是不苟言笑,拒人千里的,政治娱乐化不是意味着肤浅化庸俗化,而是一种取悦于民众、放低自身姿态的文明做法。比如,展示领导人的家长里短以及一些并非辉煌传奇的陈年往事,这在以前中国人看来,也是难以接受的,而现在来说,中国在这方面也在慢慢正常化起来。

       同样,当今世界中,公共表达必然要结合行为艺术的,从赤膊裸体上阵到口罩再到“开房找我”,从这个角度来说,娱乐化是对压抑、严肃、呆板乃至僵化的社会进行解构与松土。而如果一看这种充满娱乐化色彩的举动就大加挞伐、然后进行狭隘的道德批判,显然是不应该的。娱乐化有积极有利的一面,如反越战中的音乐抗议(约翰·列侬为反越战写了歌曲《给和平一个机会》,这首只有一句歌词,反复吟诵的抗议歌曲,在当年美国反战示威里,是必唱的圣歌)。中国需要娱乐,中国人需要以一种更开放的心态来看待娱乐化,更轻松的方式来表达各种议题。过于严肃正经的舆论讨论,并非就是最好的。

       娱乐化行动实现传播最大化

       文化不再只是精英们的专属,文化已经属于了大众,文化的等级性早已消失,一板一眼讨论问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是伴随着城市化与市民社会化的必然结果。现在,如果一个问题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关注,它必然要经历一个大面积的传播,而一个事件能够得以如此传播,其背后往往有着娱乐化运作的色彩。

       娱乐化并不意味着就抵消或影响了公众的严肃讨论,严肃话题的讨论也并不排除娱乐化的手段进行传播,应该在严肃讨论之外,有另外的一种表现形式,让更多的民众能够参与到其中,多元化地进行事件的关注与推进。如果只有严肃的讨论,那么这样的问题,很可能就只是一群知识精英们的讨论。无可奈何却又不得不承认的一个事实是:在议题的讨论与影响上,一群所谓的意见领袖的传播力比不上一个大牌的娱乐明星。这就是娱乐化的最直白写照。

       具体到如小学生性侵等问题,很显然,这整个问题的反思应该要引发家长、小学生等自身的关注,而如何让这些群体能够关注到?无疑像“校长,开房找我”这样的行为艺术,会获得更多的传播,而更好的传播就意味着会遮蔽人们对此问题的反思,让人们忘记受害者吗?对此我存疑。我相信,它更可能会时时地提醒更多人去谴责施害者、关注性侵事件。所以说,这个事件的反思,在严肃讨论与对策提出之外,正需要这样的娱乐化传播,才能够使得事件得以更好地走向全社会的反思层面。

       至于说消费伤痛,就似乎更是牵强的道德上吹毛求疵了。有人指出“开房找我”行动,貌似娱乐,实则无奈,为了解决严肃的问题而生造娱乐的话题。所以,对此现实的无力视而不见,无疑是鸵鸟式的躲避了。

       而更多的社会新闻事件,也是某种程度上的行为艺术,比如农民工讨薪方式,从原来的聚众、跳楼、跳桥、堵路,慢慢地到后来的光身裸体讨薪、挖坑“活埋”自己“自虐式”讨薪、扮蜘蛛侠、愤怒的小鸟、加菲猫、唐老鸭等讨薪、包工头扮成“财神爷”上吊为农民工讨薪、13名孩子帮农民工父母讨薪、跪拜河神讨薪等等,这些行为背后,都是在维权中无奈剑走偏锋,然后引起媒体关注,得以较好地解决。

       这些娱乐化的类似于行为艺术的社会表达,以其吸引眼球的方式,加大了公众对于事件的关注,推动了事件的解决。公众行为艺术和娱乐化就是以这样的事半功倍的效应,放大了个人的社会表达的呼声,成为社会一道风景线,也给人们提供了一个个人参与、改变社会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应该直面这个已经被深度娱乐化的社会,接纳它,并使用好它,逐渐地使娱乐变得不再是简单的感官刺激。娱乐化本质就是一种工具,如果你使用好它,它就能够给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效应。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的公益活动和公益组织,都要找娱乐明星当形象代言人的缘故了。

       在娱乐化中重新定义社会与政治

       最近几年,全球媒体上频频出现乌克兰抗议团体Fem en(费曼)成员的裸身抗议身影,它的首席理论家安娜·哈斯托尔就认为,使用身体进行行为艺术表达,是一种娱乐化却不失效应的政治表达。

       在大众文化的崛起之下,被视为“庸俗的、媚俗的乃至低俗的”娱乐已经由边缘文化不可逆地升级为一种普适性的生活态度与方式,彻底地解构了正统文化辛辛苦苦建构出来的所谓的主流文化与价值观,解构了正人君子或伪君子、解构了品味、高雅、精英。一切封闭僵硬的体系,在娱乐化面前,都被重新审视了一番,然后或延续或摒弃或嘲弄。

       这其实是后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美国文学批评家哈桑威主张:后现代主义倡导的就是一种不用单一的、固定不变的逻辑来看待世界、阐述世界的思维方式,它主张不断的改变,强调开放性和多元性。法国哲学家鲍德里亚曾用“外爆”与“内爆”来描述现代社会与后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工业社会)是“外爆”,表现为商品生产、科学技术、国家边界、资本不断扩张,以及社会领域的话语与价值的不断分化;后现代社会则表现为“内爆”,政治与娱乐、资本与劳动、雅文化与俗文化等等各种界限的模糊。鲍德里亚认为在后现代社会条件下,信息传播和文化娱乐之间的界限已经消失。

       在中国后现代化的文化领域,我们已经用娱乐化,实现一种对现代表达方式甚至思维方式及价值观的反叛和颠覆。但实际上,一个社会仅仅有文化上的娱乐化还是远远不够的,一个生动有活力的社会,其公共领域应该也成为更具有吸引力和关注度的娱乐中心。对于中国的公共领域,我的一个基本的判断是,它还有着很多前现代社会的形态,不过中国在经济上则完全是现代社会画面了,一派繁华奢靡,而文化上则是后现代姿势,解构风行、价值多元乃至迷乱、无数人沉溺于网络构建的虚幻空间中。

       西方的现代政治,某种程度上说,它就是一场行为艺术,尤其是在选举的环节中,配合着各种娱乐化的手段,使尽浑身解数展示十八般武艺,以提升个人的魅力,增加选民的好感与信任。“政治化妆术”和“Spindoctor”(可翻译为“政治化妆师”或“高级幕僚”,指竞选运动所雇的媒体顾问或政治顾问),成为政治活动里面非常重要的一项,政治人物的娱乐化程度与明星越来越趋同。

       事实上,近些年人们对一些官方会议的关注,娱乐色彩的新闻,让会议除了宏大、严肃、紧张、决策等冷基调之外,注入了更多鲜活的色彩,从而变得生动起来。同理,在政治领域中,政治人物如果要改变严肃拒人千里,打造亲民的形象,也需要从娱乐化开始,更多地表达真实的内心情感,甚至学会讲讲笑话、自我调侃等,同时也要让公众能够更娱乐化地面对政治人物,这些都可以给其在公众心中加很多分,当年轰动一时的“小平您好”和网络上流行的“温宝宝”、“习大大”等去政治头衔的领导人称呼,就是很好案例,让政治富有了人情味。

       娱乐化是有双面性的,我们要看到它的积极一面,并拥抱它的这一面。娱乐(这里指有公共关怀的娱乐),不管一首歌、一个口号、一个行为艺术,也都有其力量与意义,也能改变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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